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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8
旧文——小川绅介:与大地深深相吸
(旧文一篇,只有介绍,没有观点。)
小川绅介,1936年出生,是日本最为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在日本战后的纪录片历史上,小川绅介和他的“三里塚系列”是一座不容置疑的丰碑。自拍摄“三里塚系列”的第一部《三里塚之夏》起,小川和他的摄制组逐步确立了其“定点观测”的摄影风格,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小川开始把镜头转向日本的乡土社会,呈现山村居民和自然界的战争。1989年,小川绅介创立了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片展。1992年小川绅介因病去世。
与小川有关的书:
《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小川绅介著。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10月。
《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彭小莲著。华东师范大学书版社,2007年7月。
小川绅介:与大地深深相吸
文/栖昔
“纪录片的好坏取决于摄影机和你所要拍摄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小川绅介)
“实际的功名不会给纪录片带来最终的意义,而纪录下来的现实,就是一份直接的印象和情感,他们听凭这些冲动,驱使他们往下走去。小川所要的,就是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表现真实。”(彭小莲)
遍寻不得小川绅介先生完整的纪录片作品,不过好在,还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缺憾,想象的力量通过文字四处漫散开来,传说中的长镜头和充满生活的毛边儿与细节的片段在脑海中排列拼接,一一呈现。排山倒海般,那些战后日本的黑白纪录影像来到眼前,小川绅介的作品永远是“在场”的,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纪录片中的时间观念、切实的身体力行,残酷和顽强的现实感,以及直面拍摄对象时表现出的尊重与温情。
手上的这本关于纪录片的谈话讲演文集《收割电影》是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先生去世一年之后,由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1993年根据小川生前的录音资料编辑而成的,同一年,为了纪念小川先生,他生前付出巨大心血的山形电影节设立了专门针对亚洲电影人的“小川绅介奖”。
小川和大多数电影人一样,对影像的热爱源于少年时代对电影的痴迷。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怀有梦想的孩子总会寻得一种将一两部反复放映的电影看得津津有味的方法,用以填补内心的巨大空虚。小川绅介大学期间开始真正拍摄自己的剧情短片,到广告公司拍摄广告用来讨生活,但不幸也幸运的是,他从来不按章法出牌,拍广告做自己的实验尝试,令老板头痛,自然工作不会长久,于是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小团体,从电影公司和广告商那里逃出来,准备趁着年轻,大干一场。在拍摄完成《青年之海——四个函授生的故事》之后,正逢日本政府要在三里塚地区修建东京国际机场,小川和他的同道们怀着对土地的眷恋与对农民的深情走进三里塚,由此开始了一部“巨片”的拍摄——“三里塚系列”1967年开拍,持续拍摄11年,最终成片7部、时长共16个小时。
三里塚系列奠定了小川纪录片大师的地位,而在1973年的《边田部落》以后,充满激情、战斗力和政治倾向的小川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农业传统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1974年他和团队转移到牧野的村子中,开创了一种类似“乌托邦”式的摄制组生活方式,他们长年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个人空间,自己一边种地一边拍摄,一切公有地生活在一起,与农民亲密无间。一直到小川摄制组解散,他们完成了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国古屋敷村》和《牧野村千年物语》。
在三里塚和牧野,小川带领摄制组亲自劳作耕种,坚持数年,在拍摄中,出于对自然的深度敬畏和纯粹的真纯愿望,小川及成员们发现——“如果不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挖土耕田的滋味,就绝不会拍好农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最终促使他们搬到了山形。他们在具体而切实的劳动中深陷,把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搬到拍摄对象所处的时空内,两相调和,最后重叠出日常的时间观念,并纪录下这样的时间,一笔一画,绝不隐瞒。他们对土地的真诚热爱也赢得了农民的尊重,从而使纪录片传递出更多温暖和信任的信息。在拍摄中不依靠书,不依靠权威,百分之一百的实践出真知,他们改装种种适合于拍摄稻子的机器部件,甚至亲自制作稻子的切片,研究土壤的成分,以及种种蕴含在自然中的事物的固有形态,它们长久以来便是聚合的农业文明的一部分,小川摄制组是这样把自己的命运和村子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找回了在都市里早已退化的感受触角。
而另局外人感到惊异的是,小川摄制组长时间所维持着这样超现实的生存方式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每个人自觉自愿地遵守着,小川个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驾驭整个团队而使所有人心甘情愿地远离城市化的进程、成倍地付出青春和汗水在不被关注的村落里以一种原始的方式生存?这里面存不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团队又是怎样在多年之后彻底崩溃?
我们是困惑的,就像中国女导演彭小莲在她献给小川的《理想主义的困惑》一书的扉页上写的:小川导演,请允许我,献上我们对您全部的热爱和迷惘……
“不论在任何时候,拼命地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对电影的思念都倾注到胶片上去。”(小川绅介)
“他(小川)必须剪片子,16毫米的电影就是他的全部梦想。他把毯子拉上一个边角盖在胸前,就是那么一个边角,他只想到他的16毫米胶片。他把片子举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他用手剪辑着这样那样……我相信,他就是这样慢慢地走过这个世界,他仍然在剪辑着他的梦想……”(白石洋子,小川绅介之妻)
2001年,彭小莲导演应小川先生的夫人白石洋子女士的邀请,赴日本完成了小川的遗作《满山红柿》的拍摄,影片在2002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做了特别的展映,并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
《理想主义的困惑》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理想。当年和小川一起奋战的友人们,包括小川自己,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过于理想化后随之而来的种种弊端,当现实的利箭逼迫到跟前,很多事情就经不起考验和推敲了。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宋庄的小川纪录片展映上,人们看到了美国女导演芭芭拉·汉默关于小川的纪录片《奉献》,其中采访了小川摄制组的成员,成员提到小川时仍是情感复杂甚至颇有微词的,个中原因,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中清楚。
而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纪录片本身。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作为后来人,我们献上我们的尊重是因为,在那个人人向物质狂奔而去的年代里,小川选择了放慢步伐,选择了沉潜下来。小川说,我认为最好的时代,是纪录片和故事片都在同一个土壤里扎实地站稳脚跟的时代。的确,只要生活仍在继续,摄影机的纪录就不会停止。
在彭导眼中,小川先生着实是个性情中人,甚至拍片时不会想到钱的问题。他心中确有这样真纯的东西——“不论何时对任何事情都不做旁观者,即使对艺术论一窍不通,但对这个时代的不平等事物,要敢于表示愤怒”,“我一点儿也不认为,我们像世上一般所讲的那样,是带着很明确的的主题思想进入三里塚的。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周围那些盘踞在日本文明和进步之上的人的存在,是促使我们进入三里塚的原因之一。日本的农业人口,到我父母生活的明治时代为止,一直占据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无动于衷地把他们一脚踢开、骑在他们头上制造歧视,不能不说是把自己放在农民之上。这些事在我心里像针扎似的。”
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民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并且这种危机、矛盾、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一直在持续,这是远离土地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三里塚的农民心中,机场占用耕地几乎等同于侵犯他们的生命,是迫近发梢的灾难,所以,没有任何人会对小川纪录片中这样一个画面无动于衷:农妇和女儿将自己用铁链拴在大树上,死活不肯离去,在强行驱赶者来临之前,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捍卫着尊严。这也是小川先生的纪录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即那种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一致性,从生活的深处而来,到生活的深处而去。
农民对于土地的留恋,是将身体绑到树上也不愿离开的深情,誓死与土地生死与共,恰如小川对于纪录片的盛大梦想,播种下影像的种子在现实的土壤中,任由它们繁茂生长,待成熟的季节来临,就收割庄稼,这些纪录影像的果实,如此丰满和天然,将自己成为“毁灭型作家”的小川绅介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拍摄纪录片,去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
他希冀着给后辈留下这些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物质状况”的影像,一部生动而绝无添加剂的教科书,种种活生生的在工业化极速进程中逐渐衰微或依旧在顽强抵抗的文明图景。这决心一如他对纪录片同行、更年轻的一辈导演们的提携——吴文光在《收割电影》的前言中写到,在小川去世前一个月,即1992年的1月,他在北京收到小川寄来的手写新年贺卡,上面写着“继续拍片吧,需要什么帮助,请只管告诉我”。
2007年,中国女导演冯艳(她也是《收割电影》的中文译者)历时十二年拍摄制作的纪录片《秉爱》获得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而获得国际竞赛单元最高奖的同样是中国导演的作品——王兵的《和凤鸣》。他们不是第一个获得纪录片大奖的中国纪录片工作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从吴文光到彭小莲,从蒋樾、段锦川、张元、李红到朱传明、杨天乙、杜海滨、王芬、仲华,从王兵、沙青再到冯艳,小川绅介亲手创立的山形电影节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纪录人,相信亚洲、中国的纪录片能更好的走下去,这力量,从每个纪录者的内心出发,继承着小川先生无形而坚定的精神,必将穿过一层层屏障,走到我们身边,与现实粗砺的泥土紧贴着面颊,与大地深深相吸。
今年年初,在纪录片《秉爱》的一次现场放映会结束后,一位观众问导演冯艳:能不能试想一下,如果是小川绅介先生来拍这个题材会怎么拍?
冯艳笑着说,那肯定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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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2
提喻
1 “最好在来的时候说再见,在走的时候说你好,这样离开时就不会太难过。”《蒙面骑士》里,墨西哥丛林中的安东尼奥老人如是说。
2 五个月漫长的论文书目阅读、失魂落魄、纷乱的若干事、失踪N天(实在抱歉)。
3 新偶像:张英进、周蕾。
4 朱天文《巫言》简体版、崔老师《知识分子二十讲》已出,可买之。
5 推荐《纽约提喻法》,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 大哭一场,豁然开朗。
6 闲暇时最乐此不疲的事情之一就是想尽办法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合理地摆放书籍。
7 整理了下,零五年至今,共记日记笔记胡话16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