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似水

徐贲先生出了新书。

---------------------------------------------------------------

做梦，梦见自己变老，一种非常迅速的衰老感，瞬间变成一个颤巍巍的妇人。

有点像下面这张照片，但是如果能老成这样，很不坏。

笔记一篇，深切怀念谢晋导演。

那载着鹅的火车不知道驶向何方。(《烈日灼人》)

我们每天所做的，无论好坏，都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生活并不是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 (哈维尔)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纳入了历史

每个人都是 历史人物 鸡

是栖息在历史横木上的飞禽  (鲁羊《我依然无法深知》)

《天云山传奇》里当冯晴岚到山上去接右派分子罗群时，罗在病中是拒绝冯和他在一起的，理由是不希望两个人一起背负沉重的担子，这时冯晴岚老师说了一句，“傻子，我现在身上还有五块钱，五块钱结婚足够了”。紧接着就是那段著名的、煽情的、十七个镜头、近二百英尺胶片拍成的“板车之歌”。二十八年过去了，虽然这些电影早已丧失了特殊历史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功效，可我们为什么还是为之感动？最简单朴素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令人动容的场景是朝向人性中真诚的、善良的和美丽的一面。

谢晋在孤岛电影时期的历史背景让他与卜万苍蔡楚生一样具有强烈的家国民族意识，沿袭老一代影人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和个人之间的平衡和张力的母题，和政治的、革命的、时代的主流紧密相连。而如果暂且忽略八十年代对于谢导的群体性批判的“围剿”，也暂且忽略谢晋模式固有的缺陷，是不是剩下的闪闪发光的部分值得所有电影专业从业者的反思和再认识？

说的更通俗一些，沿着谢晋八十年代的电影路子走下去，很有可能在经过合理化改造之后，这些现实主义的、惩恶扬善功德圆满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主流、商业、好莱坞式的电影。这是在基本的立场上区别于主旋律题材、红色经典的，关注人的历史的考量。当人物设置从“好人特好、坏人特坏”或“极左的极左，极右的极右”的框框中跳出来作出些微“模糊化”的处理；当叙述模式能把“好人受欺负/坏人作威作福——好人无处上告/坏人加紧施暴——官方/上级出现解救——善有善报/历史的反思”的不成类型的类型处理得更加圆润或不动声色一些；当抒情的快意适可而止让电影美学和人伦相契合并做好情感洪灾的防洪准备——这样的主流（商业）电影，是令人赞扬的。

之所以寄予这样的期待，是因为在《黄金甲》、《夜宴》、《投名状》里观众除了内脏不适外不不会从精神上感受到任何属于人性中美好一面的东西，建构这些电影的元素是仅仅是权利、地位、欲望和一些花花绿绿的装饰品、场面的铺排、面条一样的舞蹈和蠢蠢的情欲和一眼看去就会预见结局的暴力残杀。仿佛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只是为了表现“恶”。

即使刘恒先生在编剧时故意避免了对于战争意义和牺牲价值的渲染，但《集结号》似乎还是意图把主题上升到为死者找回尊严的高度，可是，谷子地一次次为弟兄争一个公道的行动我总觉得似曾相识——他多么像那位为了给自己的丈夫“讨一个说法”而不辞劳苦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农村妇女秋菊啊，最后官方终于又慈悲为怀的现身了，为题解决了，尊严又找回来了。同样，《天狗》、《光荣的愤怒》这类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早在二十年前的《邻居》里我们就看到过类似的处理，真的是一点新作为也没有。

（……删字若干……）

现实主义不是苦大仇深的现实主义，而是在历史维度之内的属于日常的、可感的、生活的影像及故事。那些患了道德贫血和心理阴暗的神经官能症的主题可以暂歇了（除非您拍出耶利内克小说式的），什么时候能放下崇高的经幢而重返人间——那既不是权力斗争、英雄败寇杀伐的世界，也不是苦难横陈、同情廉价的把戏，而是一派尘世的悲欣，平等的、尊严的，即使并不是富有和貌美如花的。

崔卫平老师在新书《我们时代的叙事》中提到“伦理上的想象力”，例举东德秘密警察题材的《窃听风暴》，尽管真实的历史上像影片中这位窃听者“背叛国家、站在人性一边”的特工人员几乎没有，但是导演多纳施马克用这个等待九年才得以正式拍摄的剧本、故事呈现出：它符合人们对善的要求。是取材于现实的，再加上那么一点想象的温情。

一个故事的入世是相当艰难的，当然这是相较于形而上的出世而言，谢晋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入世”的角度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谢老所说：我们未来的电影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把被颠倒的道德标准颠倒过来……

别以为这很容易，事实上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